“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与国际并驾齐驱，某些领域呈现引领态势。”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期间，中科院院士、COP15中国代表团成员魏辅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近十余年来，从保护地面积增加到科学研究迅猛发展、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正在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魏辅文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紧密相关。
“天人合一”，向传统中国文化汲取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六项原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紧密相关，高度契合。”在以“生态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为主题的COP15生态文明平行论坛上所做的主旨报告中，魏辅文说，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思想“天人合一”，阐释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
通过对近两百年来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反思，以及对西方主流文化视角和东方传统文化为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比较，2020年魏辅文团队在《国家科学评论》发表文章认为，与仍然没有摆脱人与自然二分观点的2050年愿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比，“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蕴含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更有助于扭转自然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
“对于当前出现的一些人和自然的关系矛盾应该如何处理？我们要向传统文化汲取智慧。”魏辅文举例说，比如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孔子曾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强调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李白说“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其本意自然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人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基于长期研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2050年“天人合一”的新愿景，即自然本身得到尊重，其规律受到遵从，其组分获得保护，人类通过对陆地和海洋的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满足自身需求，以此保证自然与人类的可持续性并使它们归于统一。
他们同时以中国“天坛”的构建展示通往这一目标愿景的阶段性路径。其基石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的能力建设、概念主流化和资源调动，最主要的支柱是保护、可持续和福祉。通过这一路径到2030年，维护1/4个地球以保持完整、具有功能和连续的生态系统支持自然与人类的可持续性，同时解决其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到2040年，将这个比例增加到1/3个地球；到2050年，将这个比例增加到1/2个地球，并最终实现2050年愿景。
“当时，我们团队提出的2030年目标要稍微保守一点，因为我们的目标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务实。”魏辅文说，“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一些国家提出了30%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好，但我们也要考虑10年后能不能最终实现。”
中国步伐，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基于生态文明体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绩。”魏辅文说。
例如，他表示，通过开展保护地优化整合，截至2018年，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总量达1.18万个，总面积超过1.7亿公顷，占国土陆域面积18%，领海面积4.1%，提前完成了17%的“爱知目标”。中国还引领了全球的“绿色增长”，2000年至2017年，地球陆地绿化面积增加了约5%，中国贡献了25%，其中42%的新绿化来自于造林。
同时，过去20年内中国的相关科学研究发展势头迅猛，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与维持机制，物种濒危和演化适应机制以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适应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和保护至少是与国际并驾齐驱的，甚至利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等组学技术，乃至利用天地化一体化建设技术等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说。
不止如此，我国参与的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自1992年加入CBD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相关国际公约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的履约，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举办COP15，积极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投入，使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实践的全球引领者。”受编委会邀请，在最近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的文章中，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波士顿大学教授Richard Primack、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席科学家Thomas Brooks一致认为。
未来发展，需多管齐下协同增效
下一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将走向何处？会上，魏辅文建议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各项“公约”紧密结合，整合考虑，实现协同增效，助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工程等举措提供了优质和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可借助COP15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说。
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由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保护转变，同时统筹保护地、农田与其他国土空间，加大对优先区和空缺区的保护投入，特别是加快推进海洋国家公园建设，加强海洋保护。同时在科学研究方面还应加强平台建设，统筹优化保护网络，如建立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深度挖掘和可视化呈现；建设野外观测研究台站，构建科学观测研究网络；加大野生动植物资源库建设，保存战略生物资源；加强入侵生物和疫源动物本底调查，构建风险预警和防控框架，服务国家生态安全。
此外，魏辅文表示，目前还需要加强野生动物数量的科学管理。“特别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人兽冲突的问题，如亚洲象北迁、野猪进城、东北虎进村的问题，未来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好以后，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将大量增加，就会造成人兽冲突的加剧。未来10年如何实施科学的管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他说。
最重要的是，他强调，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通过对CBD目标设立以来长期取得的成效进行评估，他们发现从长期执行来看，尽管不同的目标建存在差异，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现在状态及其对人类的福祉仍然不甚令人满意，但整体趋势向好，也不应该悲观。“我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在未来10年走上恢复的道路。”魏辅文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冯丽妃） 
